但谁也不能否认，中国的崛起之路风险巨大、挑战如山。《大国兴衰》的作者保罗·肯尼迪曾明确指出：在当代世界主要大国的竞争中，“中国是一个迟到者，经济最穷且竞争条件最差”。
美国战略分析家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一书中详细陈述了中国崛起的困难之大：“任何诸如此类关于‘中央王国’必然复兴而成为主要的全球性大国的预测都存在种种缺陷。……有人不久前就犯过这种错误。他们预言日本会取代美国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大国，并且预言日本必将成为新的超级大国。……现在，那些声称并且害怕中国必然会成为世界大国的人正在犯着同样的错误。”
布热津斯基等战略分析家认为，中国在21世纪实现和平崛起至少有四大障碍：一是经济能否继续快速增长；二是政治能否稳定；三是即使中国经济总量超过美国，从人均来看中国仍然是穷国；四是中国面临的地缘政治环境十分恶劣，以美国、日本、韩国、菲律宾、澳大利亚为代表的“岛链同盟”不可能坐视中国崛起，必将给予强力遏制。
对于21世纪特别是第二个十年面临的复杂形势和巨大困难，中国共产党的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也毫不讳言地作出了这样的表述：
同时，必须清醒看到，我们工作中还存在许多不足，前进道路上还有不少困难和问题。主要是：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业基础依然薄弱，资源环境约束加剧，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较多，深化改革开放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任务艰巨；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社会矛盾明显增多，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住房、生态环境、食品药品安全、安全生产、社会治安、执法司法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较多，部分群众生活比较困难；一些领域存在道德失范、诚信缺失现象；一些干部领导科学发展能力不强，一些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少数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淡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突出，奢侈浪费现象严重；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对这些困难和问题，我们必须高度重视，进一步认真加以解决。
比这些困难更加难以把握的考验还包括巨大的安全风险。习近平在主持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时，曾经集中列举了11个安全方面的风险课题——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这其中既有国土安全问题又有国民安全问题，既有传统安全问题又有非传统安全问题。
站在历史的坐标上看，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中国改革前行的压力巨大，而且与日俱增。
中国在经历30多年的改革开放后，解决了许多旧的矛盾和问题，也积累和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矛盾和问题。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早在1993年就曾预言：“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
执政者的使命，就是要根据新的世情、国情、党情，有效解决国家和民族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和矛盾，克服困难，实现既定目标。执政成功与否，主要也体现在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水平上。
当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新一届执政团队接过方向舵之后，中国这艘巨轮面临着极为复杂的世情、国情和党情，许多矛盾和问题是前所未有的。总的来看，中国全面深化改革面临的主要挑战和矛盾有六个。
一是经济结构转型阵痛，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经济结构转型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老大难问题。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2015年在一次演讲中曾经痛切地指出，1995年我们提出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后来改成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到现在整整20年。这是第九个五年计划规定的，但是至今没有实现。它的核心就是要转变增长动力，或者实现增长的源泉因素。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核心，就是让中国经济增长从依靠资源消耗和资金投入为主转变为以依靠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提升为主。联合国的研究也发现，中国从农业国家向工业强国的转变让它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消耗资源。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曾在报告中提醒说，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已经付出了巨大代价：资源的快速枯竭和环境的大范围退化。联合国副秘书长阿希姆·施泰纳在报告中说：“中国经济几十年来的快速增长增加了对国内外自然资源的需求，需求之大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见的。虽然经济增长让不计其数的人摆脱了贫困，但这也带来了日益严重的环境难题。”随着世界金融危机日益加剧，中国经济三期叠加的矛盾进一步凸显——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造成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经济下行压力急剧增大。如何保持正常区间的经济发展速度，保证全面小康经济增长目标的如期达成，同时缩短经济结构调整的阵痛期，尽快使新的增长动能担当重任，就成为习近平执政团队的头号经济难题。
二是贫富差距拉大，脱贫任务艰巨。防止两极分化，解决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邓小平曾明确表示，“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彻底失败了”。他还说过，“即使51%的人先富起来了，还有49%，也就是6亿多人仍处于贫困之中，也不会有稳定”。贫富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重大政治问题。中国历朝历代陷入治乱交替的恶性循环，无一例外都与“富者良田千顷，贫者无立锥之地”有关。中国改革开放用30多年时间让6亿多人脱离贫困，这是人类发展史上的壮丽诗篇。但是，这30多年也造就了西方资本主义用300年才造就出来的巨富群体。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发表的一项报告表明：当今中国收入最高的1%家庭拥有全国1/3的财富，收入最低的1/4家庭只有1%。这一数字或许还有不够准确的地方，但截至2014年，按照现行标准，中国还有7017万贫困人口，中国农村居民中约7.2%尚未脱贫，他们的人均年收入不足2300元，也就是说每天的收入不到1美元。帮助这7000万人脱离贫困，让全体人民摆脱绝对贫困状态，这是一道世纪考题。中国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傅莹2015年在美国媒体发表的题为《贫穷依旧是中国的头号敌人》的文章指出：如何让中国现有7017万年收入在360美元以下的贫困人口脱贫，是中国与“小康社会”之间的最大障碍。贫困才是中国的头号大敌。对中国贫困问题的客观认识，足以让人悚然而惊，也让那些头脑发热的人不得不为好高骛远的目标降温。缩小基尼系数，让先富的人带动后富的人，并且帮助所有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全部在2020年前摆脱贫困，这是习近平执政团队治国理政的又一道严峻考题。
三是反腐败形势严峻，维稳问题突出。新中国成立不久，毛泽东和中国的历史学家谈话时就说过：“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如果臣下一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而国家还没有办法治理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国民党是这样，共产党也会是这样。”中国共产党取得执政地位以来，面临着掌权执政、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多重考验，对于如何清廉执政、依法执政、科学执政和民主执政，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和制度安排。当前，一些腐败分子贪腐的胃口之大、数额之巨、时间之长、情节之恶劣，都让民众瞠目结舌，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塌方式腐败”。官员队伍中出现的消极腐败是导致群体性事件高发的一个重要原因。有统计显示，中国国内发生的群体性事件，2003年是6万起，2008年就升至12万起，2009年更是达到23万起。对于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人们的认识并不统一，有人认为“反腐败亡党、不反腐败亡国”，还有人甚至把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与反腐败力度加大扯在一起，认为反腐败会影响经济发展。事实证明，腐败是执政党的“心腹之患”，如果不能及时加以剔除，中共将面临亡党亡国的现实危险。如何解决长期积累下来的脱离群众、贪污腐败和官僚主义等深层次问题，是摆在习近平执政团队面前最为现实的尖锐矛盾，也是一场决定改革开放前途命运、生死存亡的斗争。
四是人口老龄化严重，资源、环境、生态遭遇瓶颈式难题。中国执行了30年最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解决了人口过快增长的问题，但也出现了人口的结构性矛盾，人口年龄结构失调，老龄化疾速来临，人口性别比例失衡男多女少，人口红利面临终结。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数据指出，截至2014年，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到2.1亿，占总人口的15.5%，这其中有将近4000万人是失能、半失能老人。到2035年老年人口将达到4亿人，失能、半失能老人数量会进一步增多。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坦言，目前中国60岁以上老龄人口已达到14.9%，2020年将达到19.3%，2050年将达到38.6%，但与此同时，劳动人口绝对数在下降，与之相关联的就是抚养比，目前职工养老保险的抚养比是3.04∶1，也就是三个人养一个人，2020年将下降到2.94∶1，2050年将下降到1.3∶1，养老金待遇刚性增长，收支面临巨大压力。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资源和环境压力倍增，多项重要指标濒临极限。以水资源为例，中国是全世界13个贫水国家之一，人均占有水量仅为2400立方米，居世界第109位。然而工业化又造成可用水资源的减退，在2000年至2009年间，中国可用水资源量减少了13%。三分之二的城市和3.2亿农村人口面临安全水源匮乏问题。由于地表水被污染，人们越来越多地开采地下水，导致地下水消耗过量，地表塌陷。中国的环境压力之大前所未有，2013年1月的一场雾霾，几乎笼罩三分之一的国土，74个重点监测城市过半爆表。人口、资源、环境和生态压力构成了强大的倒逼压力。
